学诚法师访谈录：以大乘精神回应时代命题

       

核心提示：新中国诞生后的第四年，中国佛教协会(下称中佛协)在北京成立。从此一个代表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宗派佛教徒的联合组织横空出世，实现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四众弟子空前团结，成就了中国佛教史上前所未有的殊胜因缘。在随后的弘法护法历程中，中佛协始终站在引领中国佛教发展的潮头，成为荷担如来家业的中坚力量，并在风云变幻中走过六十年。六十年里，中佛协在“忍辱”与“精进”、“破旧”与“立新”中艰难地寻求前进的智慧，有欢喜亦有彷徨，有掌声亦有唏嘘;一路走来，虽跌宕起伏，但在高僧大德的带领下，中佛协始坚持向两序大众释放正能量。在中佛协创会六十周年之际，大公报记者史利伟独家专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法师。

记者：1953年中佛协于北京成立，如今已经走过了六十个年头；六十年里中国社会风云变幻，中国佛教的发展亦跌宕起伏。您如何看待中佛协在这六十年里，对中国佛教发展所起的作用？在这六十年里中佛协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学诚：伴随新中国的诞生，中佛协于1953年6月3日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全国各省、各民族、各宗派的佛教信徒共同发起、共同参加、共同组织的全国性佛教团体。

中国佛教经过明清时期的整体衰落，以及鸦片战争以来国内持续一个世纪的动荡与战乱，新中国成立之初，“各地佛教寺院，已在危急存亡之秋，没有组织，无法维持”。加之尽管当时中央对宗教工作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但基层宗教问题被错误对待的事件屡屡发生；佛教界内部对于当前局势、自身处境及生存方式的认识深浅不一、千差万别。因此急需一个统一的组织来联系全国的佛教徒，维护佛教界的整体利益。中佛协便是在此背景下成立，因此在成立之初，佛教所面临的，首先是自身能否在新中国的社会体系中继续生存，以及如何发展的问题。

这一时期，因为中佛协赵朴初等老一代领导人善于审时度势，把握时代脉搏，采取对策，并运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协助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理解、支持佛教，使中国佛教事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环境下，确立了正确适当的生存方式，并得到良好的发展机遇。

中佛协率先从佛教国际交往入手，与日本、缅甸、斯里兰卡、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越南、老挝、印度尼西亚等国佛教界多次互访，还曾出访泰国和蒙古，这些成功的对外交往，展开了国内佛教恢复的外在布局，重续了内在慧命，为佛教未来发展开拓了空间。其中，1963年中佛协和日本佛教界人士共同发起的纪念鉴真大师圆寂一千二百周年活动，在日本曾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加强中日友好、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的热潮。

 

中佛协还与政府密切配合，为宗教界自身努力争取切实的法制保障，并积极参与国家的法制建设。1954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由中共中央提出，作为“宪法草案讨论新编直属小组”第三组(无党派民主人士、宗教、少数民族)组长，朴老直接参与草案修订。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信仰宗教的自由”一条，朴老删除“和信仰宗教的自由”几字，在此条后单独建立新条目：“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此即如今实行的1982年《宪法》第三十六条第一句的表述方式(文革以后又参与了对此条目所进行的进一步补充与修订)。

这一时期，为了让广大佛教徒转变观念，更好地融入新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佛协还大力开展了对全国佛教徒的团结、教育工作。“通过这方面的共同努力，……几年来全国各地佛教徒的思想意识和行动实践，都有了显著的进步。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的建设工作和个人的宗教修持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很好地协调起来的。不仅如此，通过社会实践，佛教徒们才能更深刻而亲切地体验‘报恩度苦’、‘忘我利他’的大乘积极精神；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佛教理想，才不再是徒托空言，而是普遍地见诸实际。各地的佛教徒，大都一方面是佛陀的虔诚的弟子，一方面又是爱国守法的公民。”(赵朴初，1962年，《中佛协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同时，佛教教育、寺院建设、文物整理、经书期刊发行、海外联谊等事业亦在此时得以有力开展。

十年浩劫期间，中佛协工作基本中断，1972年起，开始部分恢复。是年，赵朴老上书周恩来总理，从对外交流的角度提出对国清寺、鉴真像、金陵刻经处，以及当时少量对外开放寺院的保护建议。

为了恢复在十年“文革”中受到冲击和破坏的中国佛教，1977年11月朴老致函中共中央统战部，就开放寺院、培养佛教专业人才等问题积极建言献策。1981年在《对宗教方面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和体会》一文中，朴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宗教问题基本理论的角度，全面反思了当时一些人在宗教问题上存在的“左倾”思想，厘清了一些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理论的误解和曲解；从宗教存在的基本社会特征(即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入手，阐述了宗教工作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从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场出发，对如何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主张。高超的理论水平和突出的现实针对性使文章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文章所表达的思想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这期间，中佛协为恢复首批汉传佛教重点寺院，以及解决文革时期遗留下来的大量难题而殚精竭虑。同一时期，中佛协还明确地将“人间佛教”思想确立为中国佛教发展的根本方向。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佛协各项工作步入正轨，各项佛教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在此基础上，要想从根本上重新振兴佛教，必须大力推进律制建设。因此中佛协开始了对规范传戒工作的逐步推展。1994年中佛协为了纠正滥传戒的不良现象，刹住制作假戒牒的歪风，制定并颁布了《传戒管理办法》，同时报国家宗教局备案，以规范对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传戒法会的统一管理。同时配套开展了一些列的教育和培训活动。

此外，从2006年起，由中佛协主办的“世界佛教论坛”，至今已成功举办三届。世界佛教论坛是中国佛教界举办的第一个世界佛教盛会，也是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国际宗教大会，受到世界佛教界的充分肯定，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有利于提高中国佛教的地位作用，而且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意义十分重大。

对于中佛协的主要贡献，朴老曾经谈到八个方面，如今看来依然明确而中肯：一、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二、增强民族团结、佛教徒内部团结、佛教与其他兄弟宗教的团结、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之间的团结，密切了佛教徒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团结。三、引导和推动佛教徒参加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学习，积极投身各项爱国活动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四、指导和推动佛教团体、寺院加强自身的管理与建设，端正道风、学风。五、举办佛教院校，制定发展佛教教育规划，提出教学方针，多渠道、多层次地培养佛教人才。六、建立佛教文化机构，积极开展佛教文化学术研究，出版流通佛教书刊，发掘、整理佛教文化遗产，保护佛教历史文物。七、开创和发展了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及华人佛教界的联谊活动。八、发扬中国佛教国际交往的优良传统，积极开展同各国佛教界的友好往来。

记者：中佛协前会长赵朴老在世时，力推“人间佛教”的思想和实践，这也是中佛协至今坚持贯彻的主张；六十年过去，如今人间佛教的思想广为两序大众接受和践行，结果我们发现虽然佛法离群众生活越来越近，但是问题也逐渐增多，无底限地商业化、庸俗化发人深省。您作为朴老佛教思想的践行者，曾经长期伴随朴老，能否结合自身的实践诠释一下如何正确理解朴老所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 “人间佛教”思想与太虚大师“人生佛教”思想有何区别和联系?

学诚：从精神本质来说，“人间佛教”的思想和实践所秉承与阐述的，即是“会三归一”“不离不即”的大乘佛法正见。无论是太虚大师还是朴老，在回应佛教现代化与社会化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种种问题时，他们所提倡的一切理论思想与实践指导，都是根本于在现实的时空缘起下对大乘佛法精神的重新阐扬。二者的思想体系中都包含了从人乘到佛果的全过程，以及成佛的必由之路——菩萨行，只是针对现实问题，在表述上更侧重于实践的起点——人生追求与社会责任。

太虚大师将“人生佛教”按目的分为四个阶段：一、人生改善；二、后世增胜；三、生死解脱；四、法界圆明。并特别说明：“然今之所讲人生佛教，为对治向来偏重于如上二者(按：指偏重‘后世’和‘解脱’)，故特重于‘人生改善’而直接‘法界圆明’。换言之，今之人生佛教，侧重于人生之改善，突出者即能依之发菩提心而趣于大乘之佛果，即于此上，消极的则对治佛法向来之流弊；积极的则依人生之改善而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此中自亦含摄‘后世胜进’与‘生死解脱’，故第二第三，亦即融摄其中。故人生佛教云者，即为综合全部佛法而适应时机之佛教也。”(1944年，《人生佛教开题》)在太虚大师这里，“人生”佛教绝不等于“人乘”佛教，而是从凡夫到成佛的全过程，不过为了纠正传统佛教的消极避世，特重做人及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而已。

而对于一个行菩萨道的人来说，智慧与慈悲同等重要。太虚大师说：“佛教中所指的菩萨，并非指泥塑木雕的偶像，是称谓一种有改造宇宙、改善人生的伟大思想的人。我们各各都能发这样大心，那么，我们各各都是菩萨了。但附带的有一个条件，须要把整个的佛教有全般深刻的认识和实行，方当得起这种称谓。”(1930年，《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

在朴老的“人间佛教”思想体系中，一方面强调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身，另一方面则要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并且“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从‘人天乘’直接趣入‘菩萨乘’，中间看似省略了‘声闻乘’出离心的部分，一方面此是针对更广大的佛教信众来讲，另一方面，出离心的内涵实际已含摄于后面的菩萨行中。

朴老认为：“菩萨行总的来说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是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修学菩萨行的人不仅要发愿救度一切众生，还要观察、认识世间一切都是无常无我的，要认识到整个世间，主要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种不断发生发展、无常变化、无尽无休的洪流，这种迅猛前进的滚滚洪流谁也阻挡不了，谁也把握不住。……只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样才能把握自己，自度度人，不被无常变幻的生死洪流所淹没，依靠菩萨六波罗蜜的航船，出离这种无尽无边的苦海。……所以，只有利他才能自利，这就是菩萨以救度众生为自救的辩证目的，这就是佛教无常观的世界观和菩萨行的人生观的具体实践，这也是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佛教常识答问》)从这段回答中可以看到，朴老的人间佛教思想实际上是包含了出离心的，只是这个出离心有别于小乘的个人出离，而是以带领所有人一起出离的菩萨心行为前提。

“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是在不同的时空因缘下对大乘佛教思想的不同阐述。太虚大师要解决当时人认为佛教虚妄无用的观念，故提出佛教对现实人生的作用。赵朴老要解决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所以提出佛教对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太虚大师主要解决的是佛教现实性的问题，赵朴老主要解决的是佛教社会化的问题。现在我们所面对的不仅是社会化问题，还有全球化问题。

继承并坚持“人间佛教”思想，意味着坚持“契理契机”的弘法精神，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回应时代的要求。在佛教界努力与社会接轨、与现实协调的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的影响。尤其现在是商品经济与全球化的时代，物欲泛滥，道德沦丧，价值观混乱，各种利益团体纷纷想从佛教资源中分一杯羹。在这种情况下，佛教如何既能秉承改善人生、利济群生的人间性，又保持其超越性、神圣性、纯洁性，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同时我们看到，如今当佛教团体在文化、教育、慈善等各项事业上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世俗化、商业化、信仰淡化、戒律松弛等现象也时有发生。

针对这些问题，赵朴老认为，“佛教自身建设的好坏是决定中国佛教兴衰存亡的根本内因”，所以曾提出加强佛教的五大建设(信仰建设、道风建设、人才建设、教制建设、组织建设)，在这五大建设中，“信仰建设是核心，道风建设是根本，人才建设是关键，教制建设是基础，组织建设是保证”。其中，“自身建设的重点是以戒为师，大力加强建立在具足正信、勤修三学根基上的道风建设；自身建设的关键在于培养佛教人才，提高四众素质”。因此，佛教团体自身素质的加强是避免世俗化等问题的关键，这其中又是以戒律清净为根基。

因此，建立清净和合的教职人员队伍，住持正法，依律摄僧，以僧导俗，使得济世的慈悲有智慧的摄持，如此才能使“人间佛教”的思想和实践不偏离其“一佛乘”的初衷。

记者：近两年，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一部思想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广受中国各界关注，其在书中提出著名的托克维尔怪圈——“不改革旧制度将难以为继，而改革却可能引发革命”。这个怪圈对已经走过六十年的中佛协有何借鉴意义?您认为中佛协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学诚：佛教认为，一个社会的共业，是由全体大众的别业所组成；外在世界的转变，根本于每个人内心的转变。如果没有认清这一点，则有“因地不真，果招迂曲”之虞。其次，世间万法皆是因缘和合而成，外在名言的安立，来源于对现实因缘的某种取相方式，也即不同看待方式，这种名言安立，往往有着左右事物走向的力量。如果能够深入体会“缘起性空”的道理，则能掌握正面取相的主动，以一个积极的心态来面对和组合各种缘起，不断努力，长期积累，才会一步步呈现出积极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佛教界亦复如是。中佛协作为全国佛教徒统一的组织与利益的代表，作为与党和政府的桥梁，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推动与指导者，六十年时间里一直不遗余力地为中国佛教的生存与发展进行着努力，并为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回顾过去的工作，可以认识到，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好佛教界的积极作用，如下几点是十分重要的：坚持爱国爱教的方向；依靠党和政府的领导与支持；把佛教的命运与国家大局紧密联系在一起；探索发挥佛教界积极作用的新方式、新途径；把佛教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与信众保持密切联系；培养一支过硬的教职人员队伍。

在这个全新的时代，我们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历史机遇是，今后一个时期依然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国家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将进一步提升，这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佛教处于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严峻挑战是，我们的自身建设水平还有较大差距，还不能适应新形势、新时代发展的需要。面对机遇和挑战，只有敏锐地抓住时机、勇敢地迎接挑战，乘势而上、勇猛精进、有所作为，才能不辜负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才能不辜负时代寄予我们的重托。因此，抓住当前大好时机，大力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发挥积极作用，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之内必须面对和解决好的两大历史性课题。

因此，在中佛协未来的工作中，会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坚定爱国爱教的方向；加强职能作用，积极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加强教务工作，不断提高自身建设水平；加强教育事业，着力培养人才队伍；加强教理研究，不断促进佛教文化发展；加强对外交流，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加强慈善事业，大力弘扬优良传统；加强宣传工作，积极扩大对外影响。

其中， 加强教务工作，重点莫过于律制建设；加强教理研究，无疑始自对经典的系统整理。同时，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进一步深化“人间佛教”思想和实践的内涵，让佛法的精神与这个时代的脉动相呼应；让佛法慈悲和智慧的光芒进入这个时代的核心层面。

一百年以前，西方思潮大量涌入国门，面对国家的危亡，仁人志士莫衷一是，评价时局太虚大师说到：“今世异学异教风发泉涌，各称道真自成宗尚，互偏标榜竞为朋党。而中国人心当此泛应繁变之势会，伥伥乎莫知所皈依，较余土为尤甚。颠倒东西，淆混黑白，既目眯而意醉，乃冥趋以盲从，唯煊赫强盛之是崇，唯淫乐游戏之是美，专专乎浇习之形好，逐逐乎流誉之夸诞；真实之道理，淳净之德行，反回遹惑乱而靡敢尊亲。悲矣群瞽！痛哉众狂！天下斯倾，大道其沉！势非恒俗庸化之士可能挽回图救千一。菩提所缘缘苦众生，佛言‘唯度迷情方顺佛心’，则正须以超世之身，转适群机，广行四摄，集大法众，结大法会，震大法雷，作大法事，捧佛日于虞渊，启人心之正信。”(1915年，《佛法导言》)

再看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与全球化的冲击下，传统的思想方式与价值观进一步沦落，来自不同文明的各种思潮相互碰撞，国人亦复莫衷一是。当此之时，以大乘佛法的基本观念同当代思潮相结合，回应这个时代人文、科学及精神领域的各种问题，不啻为新时代佛教徒重要的时代责任与历史使命。

汉传佛教从宋朝以后就越来越衰微，到明清开始注重考据学、训诂学。到民国时代，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支那内学院等等，各自做了一些佛经的研究工作，但是他们跟现代文明的结合只是刚刚起步，一二十年时间也很有限，所以这一工作还是不足。过去佛陀在世时，以及其后马鸣、龙树、无著、世亲等等，他们都是跟时代的思潮联系得很紧密。当前国内的佛教，对自身的基本理论本身就缺乏研究，对社会问题、社会思潮缺乏应有的、最基本的回应能力，对整个时代的文明不甚了解，所以佛教就走不出寺门，不容易真正地为大家所关注，从而发挥其积极作用。

如果佛教能够触及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那么整个的立论就会不同。如当年印度那烂陀寺提倡学习五明，五明实际上就是掌握社会上各种最新的知识和技能，并把这些以佛法来统摄，也是实践菩萨道的精神。如果将佛法从这个角度去诠释，其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才会深远、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