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大师以贫僧为名为宗教发声：贫僧有话要说一说

佛教在线台湾讯 星云大师以贫僧为名发表言论：在过去，中国大陆的出家人都自谦叫“贫僧”，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称呼，出家人内心富有三千大千世界，为何自甘堕落要做贫僧呢？我童年家贫，甚至三餐不济，但我从来不觉得家里贫穷，虽然无钱入学念书，但是我有双手、双脚，眼耳鼻舌身俱全，我为什么要感到贫穷呢？

我一生历经北伐、中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记得母亲告诉我，我出生的那一天，适逢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率军北伐和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在江苏会战的时候，军队正在家门口杀人，我就哇哇堕地了。

十岁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开始，我与家人每天跟随难民潮向苏北方向逃亡，穿梭在枪林弹雨之中求生，沉伏在死人堆里苟活，于此同时，父亲在南京的烟硝里人间蒸发，当时寡母遗孤的窘迫，岂只是贫穷可说呢？虽说战争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但经过枪炮子弹洗礼过的人生，对于穷困、生死自然别有一番体验。

十二岁出家之后，贫穷的祖庭宜兴大觉寺、贫穷的参学寺庙南京栖霞山寺，都是生活艰苦，我也甘之如饴。在六十六年前，我二十三岁到了台湾，无亲无故，连找个寺院挂单，都没有人愿意收留，我仍然不觉得贫穷。

但后来，各种的因缘，正如某些媒体清算佛光山的财产说有一百三十多亿，其实何止于此？其中，南华大学有四十多亿，佛光大学六十多亿，普门中学有二十多亿，均头国民中小学和均一国民中小学有近二十亿，老人仁爱之家、孤儿院，还有佛光山的建设等，总花费应该不只五百亿吧！在贫僧的下文里，会一一向各位报告。

一切都不是我的，都是大众和社会共有的

虽然花费那么多钱财，成就了那么多的事业，到了现在年近九十，才感到自己确实是一个“贫僧”。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都是大众和社会共有的。所谓“十方来，十方去，共成十方事；万人施，万人舍，同结万人缘”，这一切与我都没有关系，我只是其中的一点因缘而已。贫僧自比也是一个信徒，可以说也乐善好施，佛教里《金刚经》说“布施要无相，度生要无我”，所以关于给人一些小惠乐助，也就不值得在此叙述了。至于办理的学校、寺院，本来就为十方财物，我孑然一身，不是“贫僧”又是谁呢？

不过，社会还有人说我少报了一条：“星云公益信托教育基金”有十多亿，但那也不是我的。这些款项属银行代为管理，私人不能动用，必须经过委员会会议，用于公益才可以支出，由银行按照章程规定，直接寄发给需要的机构、人士，贫僧也不能加以过问。这几年办了“真善美传播贡献奖”、“三好校园奖”、“全球华文文学奖”、“卓越教师奖”等；虽然有这些钱，也并不是化缘所得，是贫僧六十多年来稿费、版税、一笔字，以及人家的结缘供养而有，所以做一些微小的善事，这也是理所当然，不值得居功。

享受贫穷，也是一种快乐

回忆五十年前开创佛光山，我就誓愿不积聚金钱，“以无为有、以空为乐”，我不赶经忏替人念经，我不出外化缘、不走政府、不到信徒之家，甚至于五十多年来，我没有到过百货公司、什么超市商店购买物品。因为贫僧不积聚金钱，所有一切，都归功佛光山教团所有，甚至信徒给我的红包，我都拒绝，很安然的做我一生的“贫僧”。我觉得享受贫穷也是一种快乐。

在开山初期，所有的拜垫、桌椅、图书、杂志，以及至少可以举办二、三十次展览的名家书画，例如：李自健的油画、施金辉的观音像、高尔泰的禅画、香港阿虫的漫画、何山的敦煌壁画、贺大田的老屋系列、田雨霖的水墨国画等等，当初都是贫僧分批收藏而有。现在，这些作品，均由佛光缘美术馆如常法师负责管理。艺术无价，文化、教育上的意义，价值又何止万亿元以上呢？

承蒙媒体某些女士先生经常在电视、报章批评我，甚至辱骂我，我都很感念，因为一无所有的贫僧，遭受一些批评、议论，也是替我的人生增添一点彩色。我一生“以不要而有”为理念，个人什么都不要，佛教、教团当然还是需要发展，虽是“贫僧”，能叫他不爱教吗？

就拿慈济功德会的证严法师来说，我想她个人的生活也是淡泊、节俭，一切都是为了社会。现在佛光山千余众比丘、比丘尼，不拿薪水、没有假日，他们使用的教室、寮区，还是维持五十年前的传统生活设备，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冷气空调，佛光山的空调都是客人所用。大家安贫乐道，还要为社会服务，那许多好发表议论却又不了解的人，为什么不对这些时间、空间因缘做一点研究功课、多了解一些呢？难道都没有看到这些贫僧们的身心、思想、生活天地吗？

佛教徒大多守贫，纵有公共的寺院财富，亦为寺院所有、社会共有，都用之于社会大众。近来，各媒体对佛教很残忍的践踏，少数的媒体保持传统的道德，为佛教说几句公道话，持之以平。贫僧坦诚的向社会报告：我这一生没有用过办公桌，没有用过橱柜，虽然现在有了一些办公桌、身旁橱柜也很多，但我从来不曾用过、开过。我有一张八公尺的长条桌，吃饭、会客、写作、会议、写字都在这张桌子上，甚至当初李登辉先生光临佛光山和佛教里的万千信徒来访的时候，他们都曾经坐过。我不知道这些朋友、信徒是否还记得这张绿色桌面的长方形桌子？这张长条桌，一直陪伴着我四十多年的后半生。

我能安于贫，所以有许多人缘

贫僧除了自己生活简单，不喜爱对外应酬，不喜欢社会公宴活动，非常欣赏古德所说的：“为僧只宜山中坐，国士宴中不相宜。”当初，之所以到南部弘法，也是因为在北部佛教界的会议很多，如果不去参加，他说你不同他合作；请你吃饭，如果你不去应酬，他说你看不起他。为了要看得起他、为了要跟他合作，每天开会、吃饭，就什么事都做不了了。贫僧感到自己不适合台北的应酬，便在六十年前到南部来。那时候台湾南部少有外省的出家人，减少了很多的应酬，贫僧有了时间写作、读书、课徒，才感觉到人生的乐趣。

不过贫僧也知道，我能安于贫，所以能建设很多的寺院；我能安于贫，所以有那许多人缘。媒体把宗教骂得一钱不值，假如台湾没有这许多宗教里的寺院、教堂、宫庙、道观，还是多采多姿、安定和乐的美丽宝岛吗？但我们自信，我们用钱用得很有价值。

贫穷虽会衍生罪恶，但台湾是一个富而好礼的地方，希望我们爱台湾的人们，不要嫉妒别人所有，不要仇视富者，不要排斥宗教，不要诋毁信仰，我们的文化是宽容的、是厚道的。为了佛教许多“贫僧”，为了他们未来的生存形象，我不得不在这个时候，以我为例，代表他们说几句公道话。